笔者曾经在中国最大的文昌鸡公司担任创意总监，为海南文昌鸡提出“原生海南，飞向世界”的创意宣传语。世间万事万物，总有一理相通：以不变应万变，必然走向灭亡，只有创意创新才能永葆青春活力。笔者虽然离开了肉鸡行业，但是仍然非常关注这个产业的发展动向和阴晴变化，我发现随着禽流感袭扰和社会舆论不客观不理性的滥情造势，中国肉鸡产业一而再，再而三遭受重创。中国人，尤其是地方官员谈“禽”色变，成为不争的现实。如何破解中国肉鸡产业局面，笔者在马年伊始，提出三大思考，窥管之见，以供参考。

一 自然有机养殖，快乐鸡类，幸福人类

痛苦的肌肉会痉挛，快乐的动物会跳舞。人类在感到快乐的时候会“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他动物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在动物世界的电视节目中经常看到草原上撒欢蹦跳的小牛犊小马驹，还有展翅翩翩的白鹤和锦鸡之类，这都是天性使然。我们养殖的肉鸡同样有这样的天性，但是，为了追求高效益和规模化，人们把肉鸡的这些天性无情地扼杀掉了，根本就不问不管鸡的快乐，把鸡从小鸡苗到青年鸡再到“商品肉鸡”都关进特制的笼子里，哪里会有人关心它们快乐不快乐。

鸡会跳舞，人类不让它跳；鸡会说话唱歌，人类听不懂。安徽老乡鸡老板束丛轩曾经告诉我，他听得懂鸡的语言。他说在自然状态下的母鸡下了蛋之后，往往会“咯咯咯”地叫一阵子，那是表示“欢乐”的意思；公鸡在发现敌人时，会大声高叫，那是向鸡群发出“警惕”的信号；母鸡在发现小虫子、小米粒时，也会“咯咯”地呼叫小鸡崽儿或者其他的鸡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还有鸡群在悠然自得的时候，会轻声细语地唱起歌来……现代科学证实：快乐的鸡，肉是甜的、香的；而痛苦的鸡，因为惊恐、绝望甚至昏阙，剧烈的应激反应，鸡肉组织本能地产生一定量的毒素，因此会是苦的、酸的。这就是为什么现代都市里的人们所吃的鸡肉越来越没有鸡味，越来越难吃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安徽老乡鸡农牧公司的千万只肉鸡养殖基地——合肥紫蓬山区的林场，我看到了这种让鸡快乐的自然生态有机养殖模式。老板束丛轩还在这里建设了一座“五星级农家乐”，散养在树林中的鸡们，快乐地觅食、沙浴、唱歌、跳舞。在节假日里，城里的人们自驾车或呼朋唤友，或携带家人，其乐融融地来到这里，看鸡、玩鸡、追鸡、吃鸡、看斗鸡，亲手逮鸡，逮着了还可以带回自家享用，“从肥东到肥西，逮了一只老母鸡”。

有人可能会说：这种低密度自然有机养殖肉鸡的模式，无法解决大规模工厂化养殖高产的问题，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诚然，我国人均消费鸡肉量每年都在增长，市场需求量很大，美国总统胡佛希望“美国每个家庭的锅里都有一只鸡”愿望在中国已然现实了，据统计至2013年，中国肉鸡养殖总量已超过100亿只，仅就中国最大的肉鸡养殖公司广东温氏集团每年饲养肉鸡就达10亿只，如果都改成“低密度自然有机养殖”，的确还不现实，也没有必要。问题的根本症结是，以大规模工厂化笼养出来的肉鸡第一原则应该是：鸡肉不得成为有毒有害的肉类蛋白质，不得成为各种禽流感病菌的寄宿主，这样的肉类蛋白质越多越有害，越能危害公众食品安全，多有何益？少又何妨？！宁吃一只优质鸡翅，不吃百只笼养不快乐的整鸡！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著名定律，中国的肉鸡产业近30年的发展状态，也充分证实了这种定律的存在。肉鸡产业周期性的疫病袭扰只是表面现象，把中国肉鸡产业推向崩溃的根本原因就是盲目地追求高产，引进快大型，快速型肉鸡的规模化高密度的养殖生产。事实证明：低密度不等于没有规模，自然有机养不等于低产出。因此，笔者认为，最终拯救中国肉鸡产业，使之回归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正途，很有可能就是大力发展自然生态有机养殖，把“快乐”的天性还给鸡们。

二 规模化养殖必须强制配套规模化屠宰

对于规模化养殖，国家有相应的规定。中国的规模化养殖标准非常之低，家禽类（鸡）只要养殖在2000只以上就算是规模化。这样的标准是以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家庭副业相对照而确立的。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行，畜牧业成为农村经济中最早市场化的一个产业。龙头企业、公司加农户的形式，把养殖业的规模化扩展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程度。全国各省市县的“养鸡大王”层出不穷，全国最大的养鸡集团也出现了，如广东温氏，由7户农民，集资8000元起步，短短30年，发展到在全国十多个省份设立100多家分公司，年养殖肉鸡达到近10亿只，总产值超300亿元，这样的规模化，与区区2000只的规模，简直有云泥之别。

规模化养殖产生规模效益，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笔者担忧的是：中国家禽养殖业如果只是盲目地追求规模化，这个产业最终会毁在规模化养殖上。在种植业上，由于广泛使用机耕作业、全面施用农药、化肥，人们把这种农业称为“化学农业”，与传统的生态有机农业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同理，我把规模化养殖，广泛使用防疫药物的养殖业，也称为“化学养殖”，可想而知，这种规模化生产出来的肉类蛋白质作为人类的食品，其安全性令人堪忧。而且，在“化学养殖”的同时，各种疫病还是层出不穷，令人谈鸡色变的禽流感病毒的高致病性已经指向人类。

但是，不管怎么讲，中国肉鸡产业的规模化养殖是不可逆转的。规模化是一把双刃剑，有极大的利，也有极大的害。如何保留其利，而消除其害？这考验现代人类的智慧。笔者在这里提出第二个思考，即：规模化养殖必须强制配套规模化屠宰，唯有如此，规模化养殖方可健康可持续发展。

原农业部副部长、中国畜牧业协会会长张宝文曾经指出：“（ 肉鸡产业）发展冰鲜或分割产品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因为发展冰鲜或分割产品，有利于改变产品的消费模式，有利于减少动物疫病，有利于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增加产业发展空间，有利于开拓国际市场，增强市场竞争力。你说，除了给香港、澳门运活鸡，欧洲你怎么给人家运活鸡呢？”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也大力扶持和鼓励龙头养殖企业在进行规模化养殖的同时，进行规模化屠宰加工，然后再以冰鲜或分割产品上市销售。但是，由于眼前利益的驱动，几乎所有的养殖企业（除白羽肉鸡企业外），在活鸡市场行情好或较好的情况，就没有一家企业愿意进行规模化屠宰，而是直接卖活鸡的。这是市场行为，见钱不抓，不是行家，无可厚非。但是从社会成本和安全成本考量，国家应该“强制”性要求规模化养殖企业进行规模化屠宰加工，这是关键所在。

笔者曾经工作过的全国最大的文昌鸡公司，每年养殖文昌鸡达5000万只，也在政府的扶持下建设了国内一流的屠宰加工厂，冷气设备甚至是从德国进口的，可以均匀地调节整个车间的气温，产能可达年屠宰千万只肉鸡。然而，实际上它每年进行规模屠宰的肉鸡不足几十万只，平均每天不足1000只。仅以广东温氏为例，其每年养殖的肉鸡近10亿只，而配套进行的规模化屠宰量则不足1亿只；全国每年100亿只肉鸡，90%是以鲜活农产品上市交易的，只有10%在活鸡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才不得已而进行屠宰粗加工。

广东温氏集团总裁温志芬也曾分析过以鲜活农产品（活鸡）上市的几大弊端：①政府不扶持不鼓励；②增加动物疫病传播的风险；③打不开国际市场，产品走不出国门；④很难获得贷款等等。据我所知，安徽老乡鸡农牧公司每年养殖的600万只（号称一千万只）肉鸡，屠宰加工率就达到60%以上，原因是该公司真正延长了产业链，在合肥小庙工业区建设了一座现代化的屠宰加工厂，年屠宰肉鸡和深加工肉鸡的产能可达千万只，其屠宰加工后的肉鸡产品，直接供应给近300家“老乡鸡中式快餐连锁店”。这就是中国肉鸡规模养殖配套规模屠宰的典范。试想这样在山林中自然生态有机养殖出来的“快乐的鸡们”，本来就“身心健康”，然后，还没等到它们“体弱多病”之时，就被统一时间“规模屠宰”了，这就是“预防遏制禽流感一种最佳方式”。

毛泽东曾经形象地说：“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肉鸡养殖企业不肯进行规模化屠宰加工后再销售产品，政府就应该采用“赶驴上山”的办法，强制、逼迫、引导、扶持企业走规模化屠宰加工的必由之路，同时，还要引导广大消费者乐于接受冰鲜产品和分割产品的科学性和营养安全性。现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一线城市已经禁止活鸡上市，消费者只能从超市里购买冰鲜鸡，这还远远不够，还应该在更多的城市禁止活鸡上市，还要从源头狠抓养殖企业强制进行规模化屠宰加工，才能最终形成良性市场消费社会氛围，促进中国肉鸡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 创新营销模式，大力推行CSA份额配送

什么是“CSA份额配送”？先讲一个趣闻：有一位城里的老板有一次开着宝马汽车下乡，经过一家农户院子时，看到院内有几十只散养的土鸡在“快乐”地觅食，于是下车偷了一只，准备带回家去吃。被村民发现捉住，成为一条新闻。那个

老板并非没有钱，买不起一只肉鸡，他辩解道：就想吃农户自己散养的没有喂药的土鸡，这鸡吃起来健康、营养、安全。经济学中有两个极为重要的概念：需求和供给。这个新闻故事说明现代城市中产阶级有着极为强烈的健康、营养、安全肉鸡“需求”，而广大的农村也存在着“供给”这种肉鸡的条件。城里人通过亲戚朋友熟人，从农村专门捉带回散养土鸡的现象，很常见很普遍，这就是发展“CSA份额配送”营销模式的社会基础。所 谓“CSA”, 就 是 英 文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的缩写，意即“社区支持农业”。据清华大学博士后石嫣在她的著作《我在美国当农民》中介绍：“社区支持农业（CSA）在20世纪70年初最早出现在日本、德国、瑞士，最初的出现就是基于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和在城市化过程中对土地的关注。”石嫣博士在美国一个家庭农场生活实习了半年之久，亲历了“CSA”份额配送，每周二次配送农场收获的蔬菜之外，还按份额配送农场的散养鸡生产的鸡蛋和农场员工手工制作的面包之类的食品。“CSA”份额配送，使生产者完会明白自己生产的食品的去向，是给谁吃的，从而增强生产者的责任感和自律性，而消费者也完全知道自己吃的食品是从哪里来的，是谁生产的，从而产生信任感和安全感。笔者认为这种营销模式完全可以导入应用到中国肉鸡产业生产和消费中来。这种模式或许比起“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伪标识、品牌承诺都要靠谱。

再联想到以往每逢过年过节，全国各地许多机关单位的后勤部门总会为干部员工“谋福利”，从不同的生产者那里组织一些鸡、鸭、鱼、肉、蛋、水果、蔬菜等等年货，分配给大家，这不也是“CSA”在中国的雏形吗？石嫣博士回国之后，在北京市六环外的凤凰岭下创办了中国第一家“CSA”农场，取名“小毛驴市民农园”，目前已经招募了400户城市居民“份额成员”，作为“农园”的长期固定消费群体，由“小毛驴”每周向他们特供自己生产收获的蔬菜食品。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曾以“CSA实验”为题，专门报道了这一件事。笔者认为，在中国肉鸡产业中，推行“CSA”份额配送不失为一个好的营销创意。城市社区份额成员可以全程监督养殖企业或养殖户在饲养肉鸡的过程中不使用激素、不滥用药物，待肉鸡出栏时，也可以要求生产者当天屠宰，以最为新鲜的冰鲜鸡配送到消费者家中，这与消费者直接购买活鸡就几乎没有差异了。

在中国肉鸡产业上大力推广CSA营销模式，与规模化养殖和规模化屠宰并不矛盾。石嫣说：“生态农产品并不一定是‘小而美’的，大规模生产与生态农业并不存在本质上的矛盾冲突，我知道美国芝加哥有一家会员数量超过1万户的CSA农场，也知道丹麦有一家世界上最大的CSA农场拥有8万户会员，事实说明生态农业的生产规模也可以放大到一定程度。”再说，前面已述在中国广大农村，养殖几千只肉鸡的“规模”散户占绝大多数，而公司加农户加基地的规模化养殖，拆分来看，实际还是一家一户进行养殖，然后由龙头企业统一收购、统一销售而己，这样的模式改造成CSA份额配送模式可能更为方便。

总而言之，笔者在这里提出三个思考，不是孤立的三个馊主意，而是三个相互关联，循序渐进的组合创意，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自然生态有机养殖，是解决滥用生长激素和药物“化学养殖”症结的办法；强制规模化屠宰是解决疫病病菌寄宿主体无限扩散症结的办法；大力推广CSA份额配送创意营销模式是解决中国人对食品安全信心殆失和生产者公德心渐失的办法。用最简便的方法解决最复杂的问题，从创意谋划，到项目策划、再到建设规划、最后制定实施计划，需要一个过程，笔者期待有远见卓识和胆气的肉鸡养殖大户，能够采纳践行本文的三个思考，为中国肉鸡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